文化是一個地方的根脈與靈魂，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與內(nèi)涵。文化資源往往會體現(xiàn)原生態(tài)地方的文化特征和歷史進步的活動痕跡，主要包含物質(zhì)形式和非物質(zhì)形式兩種，既有地域特色，又有人文價值，如風(fēng)景名勝、文學(xué)藝術(shù)、傳記傳說、民俗物產(chǎn)、歷史遺跡、地域文化等。對于有形的文化資源，如歷史文化遺產(chǎn)，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，承載它們的文物不會說話，但是文物背后所蘊含的歷史價值、文化價值、審美價值以及所賦予的時代價值、所折射出的民族性格，需要我們?nèi)ネ诰颉?/p>
考古發(fā)現(xiàn)西侯度遺址有用火的痕跡，說明山西地區(qū)曾是原始人類繁衍生息的集中地帶。山西也是黃河文明的搖籃、華夏民族的重要發(fā)祥地，表里山河，是一座歷史博物館。從唐叔虞西周初年立國開始，到春秋末年被韓趙魏瓜分的幾百年間，雖有變遷，但始終不出河?xùn)|地區(qū)，以河?xùn)|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民族農(nóng)耕文化，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，中原華夏民族同北方戎狄民族文化的交匯融合，是縱貫始終的一根主線。民族文化交融從來都是具有雙向性的：一方面，北方民族文化逐步全面融入中原民族文化，呈現(xiàn)出被稱作“漢化”的主流趨勢，由此推動了北方各民族社會的發(fā)展進步；另一方面，北方民族文化也不斷為中華民族文化輸入新鮮的血液、增添鮮活的生命力，由此造就了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開放性格和氣勢恢宏的博大胸懷。
于山西而言，以河?xùn)|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民族農(nóng)耕文化、以雁門文化為代表的戎狄民族游牧文化相映生輝。通過商貿(mào)交流、移民墾邊、民族融合等方式，不斷與蒙、滿、回等民族加強交流，促使北方游牧民族與漢民族相互融合。在多元并蓄的地域文化浸潤下，山西民風(fēng)淳樸、溫柔敦厚，人民形成了勤勞儉樸、忠勇堅毅、自強不息、誠實守信、勇于開拓、為人直爽、熱情開放、團結(jié)互助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氣質(zhì)。
劉緯毅在《三晉文化的特質(zhì)》中講：“貴在真淳輕華麗、崇尚務(wù)實不虛玄，是三晉文化的又一特色。三晉大地，土瘠民窮，其俗樸質(zhì)、敦厚，作為展現(xiàn)人們心態(tài)的文化，也就絕少艷麗、淫靡、纖巧、嬌柔之習(xí)?！边@種特有的民族性格可以從晉地晉人的古詩詞中感受到，《詩經(jīng)》中的《伐檀》《碩鼠》就是關(guān)于山西的詩歌。通過詩歌，可以把內(nèi)心堅忍的意志、高亢的情緒以及內(nèi)斂的性格等表達出來，如先秦《擊壤歌》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”，宋代《卿云歌》“四時從經(jīng)，萬姓允誠”。
此外，王績《野望》“相顧無相識，長歌懷采薇”，李世民《謁并州大興國寺詩》“對此留余想，超然離俗塵”，王昌齡《送柴侍御》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兩鄉(xiāng)”，王維《登河北城樓作》“寂寥天地暮，心與廣川閑”，裴度《中書即事》“有意效承平，無功答圣明”，皆抒發(fā)了節(jié)操的正直和隱忍的無奈。白居易的《初入太行路》“若比世路難，猶自平于掌”，體現(xiàn)的是山西人不畏艱險的坦蕩胸襟。而宋代沈與求的《山西行》“山西健兒好身手，氣如車輪膽如斗。十五射獵少年場，戲格黃羆同拉朽”，曹端的《題夷齊廟》“清風(fēng)播宇宙，大義立乾坤”，讀罷一股浩然正氣噴薄而出。
中國傳統(tǒng)的文學(xué)觀念是“詩言志，文載道”，且詩不但要言志，還要有寄托諷喻之意。薛瑄在官邸影壁上自題“有雪松還勁，無魚水自清。沅州銀似海，豈敢忘清貧”以明志；傅山晚年作《秉燭》：“秉燭起長嘆，奇人想斷腸。趙廝真足異，管婢亦非常。醉起酒猶酒，老來狂更狂。斫輪余一筆，何處發(fā)文章?！边@些詩句皆表現(xiàn)出晉人無畏、堅韌、坦誠、圖強的精神以及豁達大度、瀟灑自如、悲天憫人的民族性格。
無論詩詞的意境是開闊、博大，還是深婉、韶秀，無論是“語盡意不盡”，還是“語簡而意深”，它們都是對所處時代的感悟，表現(xiàn)的不僅僅是文人風(fēng)骨，更多的是一種集體具象化的特征，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晉人性格。（薛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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